博鱼官网入口黑色的胶布封住了健身房的窗户。房顶是一层木板,有几个小洞,阳光透不进来。即使白天,这里也要开灯照明。墙角有几块砖头,下雨时,人得踩着砖头走到漏雨处,摆上一排水盆接雨。
有40多人常年在“二七健身俱乐部”健身,他们都是原北京二七机车厂的职工和家属,最年长的83岁,最小的上大学二年级。这个大学生的爸爸、奶奶曾在二七厂工作。他说,这里的叔叔、伯伯、爷爷共同教会他健身。
对他们来说,保住健身房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,“不怕破,就怕没”。像“打游击战”一样,他们已经搬迁过5个场所:从二七体育馆的操场,搬入闲置的器械仓库,再搬到自行车棚。这是他们待过的第3个自行车棚,也是条件最好的一个。
为了保住这个根据地,他们封了窗户,从不播放音乐。裹了两圈胶布的老式收音机摆在桌子上,插上电,新闻播报的声音响起。有人听到声音,马上伸手把电源拔下,担心扰民。
他和工友们的训练方法大多从上世纪发行的健美杂志里学来,他们从不吃营养餐、蛋白粉,坚信坚持锻炼是练好肌肉的唯一秘诀。
他家三代都在始建于1897年的二七厂工作。建国前,他的外公是修理工,负责解决进口机车的故障。外公还参与了1923年京汉铁路工。
外公退休后,他的母亲接替上班,做电焊工。在那时,男性长期在铁路系统占主导。根据统计,1949年,二七厂只有9名女工,占千分之三,到了1970年,女工人数达到1700人,占百分之二十。
徐长兴为母亲的职业感到骄傲。健身房里有他母亲的“作品”:上世纪80年代初,一群热爱健身的工友从二七厂捡来钢铁废料,锻造成特定形状后,请他母亲帮忙焊接。部分器材如今仍在使用,握手处被许多双手磨得光滑。
二七厂以前就像个小社会:工厂给工人分配住房,也相应配套了厂办食堂、工人浴池、医院、学校。为了鼓励工人复工,二七厂规定,儿女出生56天后,可以送去幼儿园,由老师照顾。工人穿着在全国范围内搭乘火车,可以享受免票。
到了徐长兴这一代,子承父业成了一种荣耀。并不是所有子弟都能进入二七厂:要么入厂考试成绩优秀,要么父母退休,腾出一个名额。为了这个名额,有些家庭兄弟相争,有些父母为了孩子顺利入厂,申请提前退休。
徐长兴把这个名额让给了妹妹。他先去粮食局上了7年班,凭借音乐特长借调到二七厂,随后在二七厂定岗。母亲得知他回到二七厂,见到邻居就夸,“我儿子一岁半就把话说全了,长大了肯定有出息。”
这是他母亲心里最好的出路:虽然在车间工作又脏又累,但二七厂的工作是 “铁饭碗”。更何况,擅长多种乐器的徐长兴还可以参与工人俱乐部举办的各种文艺汇演。
没有人预料到二七厂在2018年全面停产。毕竟,第一条属于中国人的铁路——京汉铁路从这里延伸,京汉铁路工在这里掀起。1958年,二七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台内燃机车。到了21世纪,二七厂制造的机车,在世界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上行驶。
那个上世纪30年代,3000多名铁路工人集资兴建的工人浴池,后来面对社会开放,自负盈亏,最终经营不善停业。2015年,它被拆除。那些与工人福利相关的设施,如厂办食堂、幼儿园和医院,也逐渐市场化,不再与工厂挂钩。
当刘鸿滔戴着一顶保安帽,坐在卧推架的长凳上回忆往事时,旁边的工友忍不住为他打抱不平,“谁愿意看监控啊,肯定喜欢做铁路探伤工!”刘鸿滔每天下午来健身房锻炼,晚上在丰台区一家商场当保安,值夜班看监控,“是临时工”。
他曾是二七厂的探伤工,是火车零件的“医生”,用X射线或给零件做“体检”,寻找潜藏在钢铁里的杂质、裂痕。如果“体检合格”,他在零件上盖一个刻有自己编号的钢印。这代表他将为这个零件的质量负责。
他还要探测衔接两块钢板的焊口,避免焊接缺陷,“鸟巢”是钢结构,他的探测标准比“鸟巢”还严格。他提醒自己不能犯错,他的工作关系着火车上几千人的生命。经过他“体检”的上千台火车,出口至安哥拉、赞比亚、坦桑尼亚等国家。
2018年,二七厂全面停产。根据《北京2016-2035城市总体规划》的要求,二七厂在原厂址的基础上,改造成以文化旅游为主的二七厂1897科创城。时年50岁的刘鸿滔被买断工龄,和二七厂解除劳动关系。
他从二七厂带回了4本职业资格证,带着它们去了很多场招聘会。除了给火车零件做无损检测,他还掌握氧气切割、组装火车零件、吊运火车头等技能。
但在招聘会上,没有一个公司招聘这类技术工人。一个招聘会计的面试官拿着他的职业资格证看,问“你会正确地使用电脑吗?”他从没学过办公软件。
只有保险公司的面试官看中他声音洪亮,主动邀请他当保险推销员。他拒绝对方,执拗地认为这份工作是“纠缠不清,死缠烂打”,带有“欺骗”的性质。
多次面试失利后,他逐渐意识到,很难再找到一份有荣誉感、有社会地位、薪水又高的工作,也没有公司愿意培训他,“我找不到在社会上的位置。”他总是失眠,宁愿在家呆着,也不愿出席同学聚会。
为了面子,他跟老同学吹嘘当了替身演员,跟着剧组在外地拍戏,每天能赚六百元。有一个女同学给他敬酒,“希望你能成为知名演员。”
他从不觉得自己不如别人。1990年,他第一次参与北京市“艺海杯”健美冠军赛,获得第六名。“我凭着健美的身材,征服了我爱人,我爱人很漂亮。”
工友们劝他,他想法单纯,不适合影视行业;妻子也反对,希望他能找份按时上下班的工作。但他把这次机会视为人生的第二次起跑,“我在寻找自己的位置”。
在拍摄现场,他的位置距离主演三十多米远,没有一句台词,每天熬到后半夜。导演说走,他要跟着走。导演说站,他就站。
这里有一万多户家庭,老年人居多,模样相似的居民楼沿山坡而建,却少见无障碍设施。要去北京市区,他们得先搭乘40分钟公交车,才能抵达地铁站。输送暖气的灰绿色铁管裸露在楼房外,铁管的衔接处包裹几层白色的胶布,看上去像手肘骨折的包扎。许多家庭仍使用煤气罐。
健身房里,大家讨论着。“我63岁,我家没有天然气,每个月我都扛着煤气罐上楼,没好身体根本不行!”
有人早年带儿子来健身房玩,但儿子长大后,不愿意再来二七健身俱乐部,宁愿开车去离家更远的商业健身房。
徐长兴明显感觉到,社会标准在变化。在他的青少年时期,衡量优秀的标准是艺不压身,节约也是公认的美德。他会缝纫衣服,会自制乐器,会理发。结婚时,他捡回废弃的旧木头,手工制作了沙发、柜子、床等家具。他的技艺曾为他赢得工友的好评和额外的收入。
他最得意的作品是航天避雷球。一个科研生产基地请二七厂帮忙制作避雷球,他接下这个任务,琢磨了几天几夜,最后,选择切割12瓣铁皮,把铁皮压成弧形,再焊接成球形。
但如今,越来越少人自己理发、缝衣、打家具了。他讨厌用金钱衡量工作的价值,“现在的人加班,必须拿到加班费。”
最初一起健身的工友,有的死了,有的搬离了二七厂小区。如今,只有40多名工友和家属坚持留在二七健身俱乐部。
58岁的张建群计算过,即使在二七厂拥有三套房,也换不了市区一套房。他坦言,没有搬离这里的经济条件。
坐在老工友开的饭馆里,这个曾掌握火车头“心脏”的男人,“闷”了两杯白酒,说,“我特失落。”他离厂后,投资失利欠债。为了还债,他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,开面包车给五六个超市送货。
他更喜欢刚入厂的自己:能熟练组装柴油机;一边工作一边上夜大,常去工厂的图书馆读书;工厂组织短跑比赛,他拿了冠军,奖品是一套啤酒杯和一块表。
但这些成绩,在他儿子眼里,“不值得大惊小怪”。这个学习软件编程的年轻人喜欢动脑不动手,认为组装柴油机是体力活,技术含量不高;至于短跑冠军,也只是在业余选手里表现比较优秀。
每当他们到亲戚家串门,张建群总爱聊起二七厂的故事。儿子要么不接话,不参与这个话题,要么默默转移到其他话题。
张建群有时特别希望儿子和他起争执,提醒他哪个历史时间记错了,至少能证明儿子在关心二七厂。“他从来不欣赏我,从来不崇拜我。”张建群总结。
这里的健身器械“傻大笨粗”,纯手工制作,杠铃上有工人焊死的几个铁疙瘩,各有各的圆样子。长凳是拿旧床单裹的,不平的水泥地砖起灰,他们时不时往地面洒水。墙上挂着毛主席像、毛笔手写的健身房守则。
他们已经辗转了5个场所。每次健身房搬家,所有人都要到场。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特长:打扫新车棚、转运器材、安装照明灯。
他们待过的前两个自行车棚,一个经过绿化改建,改为街心花园,一个改进为智能化自行车棚。这是第三个车棚。
新的健身房一点不新。地面的防滑垫是从附近公园里捡来的,储物柜是从超市淘来的二手货。他们仍在使用工厂早年分发的劳保手套,即使磨破了几个洞,也不愿丢弃。
车间互帮互助的传统在延续。有人独居在家,其他工友关心他的身体变化;有人要换一个更有利的位置摆摊,其他工友主动帮忙运货。
那个83岁的老人说,这个健身房像极了过去的工人俱乐部,是一个可以把工友们聚在一起的地方。也有人说,在健身房挥汗如雨时,他感觉回到了年轻的时候。
有人即使不健身,带着孙子,也要来健身房里坐一会,和其他人聊聊天。大年三十下午,他们照常锻炼。
2019年,4个60岁以上的工友组成老年队,参加健美比赛。徐长兴是其中之一。他们为此苦练了三个月,健身房的工友也去现场观看,表示支持。
比赛现场,排在他们前面的都是年轻的、强壮的身体。他们走上舞台时,主持人说,“你们比我的父母还老,却这么健康。”台下的工友们喊,“发扬二七精神!”
有20多个健身的工友在等待他们,4个冠军掏钱请大家一起烧烤庆祝。大家干杯,“土地儿也能出冠军。”